寓言是寄托著深刻思想意義的一種簡短故事。“寓”是寄托的意思，作者把自己認為正確的道理、有益的教訓，通過虛構的簡短故事加以譬喻，讓人們從故事中領會這些道理，獲得教訓，這種故事叫寓言。寓言是“理智的詩”，“是穿著外衣的真理”。 寓言的基本特征是教訓和諷刺。作者通過諷刺和嘲笑揭露敵人的丑惡殘暴，教育人民提高警惕，加強團結，打擊敵人。也用諷刺和嘲笑某些人的自私、虛偽、愚蠢、懶惰等缺點，使人在笑聲中受到深刻的道德教育。這些教訓，諷刺一般在作品的開頭點出來，有的在作品的最后直接說出來，有的則隱含在故事中間，讓讀者加以思索找出來。《南轅北轍》的最后一段中就直接點明了：“車上的朋友不明白，方向錯了，馬好、旅費多、車夫技術高，這幾個條件越好，他離要去的楚國就會越遠。”另外，寓言常用擬人、比喻手法，把動植物、無生物“人格化”，用它來比喻社會上某些人。 寓言來自民間，其作者是人民大眾。它是為適應人們生活和生產的需要而產生的。人們常將自己在生活和斗爭中積累的某些經驗和教訓編成生動的故事，讓別人從中受到啟發，以便吸取經驗教訓，少走彎路、少吃苦頭。它是人們規勸和自我教育的生動形式，也是抨擊壞人壞事的有效手段。《南轅北轍》則選自《戰國策·魏策》，是季梁勸魏王時說的寓言。

寓言是什么意思?

“寓”是寄托的意思。寓言就是不直接說出要表達的思想和主張，而把它們寄托在一個小故事里說出來。這種小故事，我們通常稱為“寓言故事”，或簡稱“寓言”。因此，寓言具有比喻的性質，是一般比喻的發展，或者說，是比喻的一種高級形式。

寓言較早出現于《孟子》一書。其中為人們熟知的有“揠苗助長”。

莊子是先秦作家中最善于運用寓言的大師。他創作的寓言，一部分和孟子一樣，只是作為著述的論據而存在，如眾所周知的“朝三暮四”、“庖丁解牛”等，都是為了說明全文觀點而設置的小故事，本身并不獨立成篇。但另一部分則全篇都由寓言組成，表面看來并不直接闡明某種觀點，其實卻蘊含著極其深刻的思想。如《莊子》的《秋水篇》，全篇約2000字，整個都由寓言構成。行文有時如風行水上，雖波瀾起伏，卻自然流暢;有時如巨眼噴泉，雖汪洋恣肆，卻妙趣橫生，既有激動人心的形象和情感，又有令人沉思的哲理和思想，使人在獲得藝術享受的同時，自然而然地接受了文章的觀點。至今活躍在人們口頭的“望洋興嘆”、“北海難窮”、“大方之家”、“貽笑大方”、“河伯見海若”、“井蛙之見”等成語，都自出于《秋水篇》，可見其影響深遠。

繼莊子之后，韓非子是另一位善于創作寓言的先秦作家。膾炙人口的“守株待兔”、“鄭人買履”、“自相矛盾”、“濫竽充數”等寓言，都出自《韓非子》一書。此外，先秦時期的其他諸子散文和史傳著作中，也有不少寓言。如《列子》里的“疑人偷斧”、“紀昌學箭”，《淮南子》里的“掩耳盜鈴”、“死里求生”，《呂氏春秋》里的“刻舟求劍”、“唇亡齒寒”，《戰國策》里的“鷸蚌相爭”、“畫蛇添足”等等，都是形象具體、含蓄幽默、意韻豐厚、耐人尋味的名篇。

先秦寓言在我國文學史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它的高度思想性和藝術性，不僅直接影響了唐代柳宗元、明代劉基等人的寓言創作，使寓言脫離了只是作為著述論據存在的狀況，成為一種蔚為大觀的文學體裁;更重要的是，它在中國文學發展中，起著上繼神話，下啟小說的關鍵作用。不少先秦寓言故事，實際上都是上古時期民間口頭創作的繼承和發展，它的擬人化手法和夸張的表現方式，同上古神話傳說是一脈相承的，如《愚公移山》、《杞人憂天》等，都存有明顯的由神話改編的痕跡。另外，先秦寓言有具體形象描繪、有簡單故事情節、有富于個性的對話，這些都直接啟發了后代小說的產生。《韓非子》里記載的許多民間寓言故事，可謂漢魏之際雜事小說的胚芽，《莊子》里許多寓言記敘的鬼怪異事，實可謂魏晉南北朝時期志怪小說的鼻祖。在這個意義上也可說，后代小說的興起，便是對先秦寓言的推陳出新。

中國的先秦寓言和古希臘的《伊索寓言》，大約出現于同一時期，兩者風格不同，卻價值相當。它們在世界文化的寶庫中可謂雙峰并峙，遙相媲美。